1963年12月18日凌晨五点，北京城笼着一层薄雾，灯火把中南海的石径照得忽明忽暗。追悼会已过去整整一天，可毛泽东仍在居室踱步兰州股票配资公司，茶几上的安眠药少了一半，窗外的松枝却没动分毫。熬过这样一个夜晚，他决定叫来值夜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。
罗荣桓是十大元帅中最先离开的一个，对毛泽东而言，那不仅是战友离散，更像一块连接长征岁月的基石突然塌落。1934年湘江激战后，两人曾对着地图研究突围线路，罗荣桓一句“慢一点，别丢人”仍像回声。如今，这位纪律严明又温厚的元帅成了遗像上的黑白微笑，毛泽东心里的洞便再也堵不上。
吴旭君推门时，他半躺在藤椅上，衣襟微敞。为了缓和气氛，她先把灯光调暗几度，再掂着壶续了水。毛泽东忽然抬头问：“最近给家里写信没有？”吴旭君没料到会被问起私事，愣了下，只说“已经寄了贺年片”。他又追问一句：“你对你母亲好吗？”
吴旭君从1953年起便守在主席身边。毛泽东对她的第一句玩笑是“’无细菌’这个姓氏好”，那时她才二十一岁。十年相处，让这位湖南老人把年轻护士当成半个女儿。可今天谈话显然与工作无关，他似乎更想探究一个儿女对母亲的情感。
毛泽东提到了自己的母亲文七妹。1893年冬日，文氏抱着刚呱呱坠地的长子，担心再失去，便回娘家湘乡，把婴儿与庵里一块石碑结成“认庙做干娘”的古怪缘法。毛泽东说时语气极轻，像怕惊醒谁：“母亲去世时，送殡的人排到稻田边，我却在长沙筹办学生运动，只赶上回乡跪拜，没见到她的最后一面。”
那一句“生不能尽忠，死不能尽孝”让房里更静。接着，他慢慢站起身，拿起桌上一册《形式逻辑学》，翻到扉页：“辩证法讲对立统一，有生就有死。罗荣桓去了，我也终有那一天。”声音低，却带着决绝。
1956年4月，国务院发起领导干部带头火葬的倡议，毛泽东第一个签名。当时不少老干部摇头，他只是说了一句：“土葬山河装不下。”七年过去，他仍惦记这张签名。那晚他告诉吴旭君，自己死后要火化，骨灰洒进长江，让鱼儿做最后一道“检阅”。吴旭君下意识抗拒：“太冷了。”毛泽东摆手：“自然规律，从来不讲暖不暖。”
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咳了两声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不希望你守在病榻前，我想让你留下活人的形象。”这番话令吴旭君鼻尖发酸，却只能轻声回答：“记下了。”一句话，很短，已够。
天快亮时，毛泽东让她回房休息。她关门前听见屋里传来断续的纸声——那是修改诗稿的动静。几小时后，《七律·吊罗荣桓同志》定稿，押韵依旧铿锵，只是墨迹颇重。
当日中午，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卫士鼓励值班人员照常锻炼，说话仍带笑意。可明眼人能看出，他的肩背较前些日子更显低垂。失眠、咳嗽、药片，老年气息一点点爬上去，连亲密助手叶子龙都没再多劝。
两个月后，中央办公厅传达了一份保健方案，核心是“减少夜间批阅”，可毛泽东从未严格落实。他常说：“事拖一拖会发霉。”这种性格，罗荣桓最懂。某种意义上，凌晨对护士谈生死，既是对朋友遗去的回应，也暗自为自己备下注脚——只是这一层，毛泽东没向任何人挑明。
1964年春，东风里已有柳絮。吴旭君翻看自己的工作笔记，看见那一页写着“12月18日，主席说人总要死，骨灰要撒江里”。铅字粗重，她想撕下，却终究摞好夹回本子。文件柜合上，锁扣咔哒一声，像在提醒：那一夜谈话的内容，只能锁在记忆里，不必对任何人复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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