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0年9月15日下午三点配资世界门户官网，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外的梧桐叶刚转黄。大厅里，邓小平握住郭鹤年的手，说出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：“你我都是引路人。”对外开放十多年，被他亲自接见的香港商人屈指可数，这一幕因此显得格外醒目。
邓小平此举并非临时起意。几天前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一期工程刚刚通过验收，朝阳区的荒地变成了61万平方米的巨型综合体，一眼望不到头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冷光，而最初那个5亿美元的投资决定，仅出自郭鹤年办公室一张寥寥数字的便笺。
时针拨回到1985年春。香港嘉里集团副董事林凯带着一份传真冲进郭鹤年铜锣湾的住所，那上面是外经贸部紧急发出的招商意向书——北京建国门外的地标项目遇到资金停摆，美、日两家财团提出过高附加条件。林凯气喘吁吁地说：“这窗口，如果让外人来做，面子上真不好看。”郭鹤年沉默几秒，随后站起身，只回了三个字：“咱们接。”
彼时的建国门外，东三环还是不规则的土路。周围是菜地、砖窑，露天烧窑的烟尘被风一吹，满天灰白。很多香港同行觉得他疯了：投资回报率难测，政策环境亦未明朗。郭鹤年却认定，“世界级城市终究要有世界级中枢”，哪怕前期只能靠酒店和写字楼勉强维持现金流。随后，他把在盘谷银行存放的一亿多美元立即抽出，又向新加坡星展、香港汇丰连环授信，凑齐第一期建设所需的5亿美元，连他在泰国准备收购的棕榈园也被迫中止。
郭鹤年的底气并非凭空而来。十二年前的一场“糖战”让他与中国官方建立了罕见的信任。1973年4月，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突然发现：国内库存告急，必须在三个月内采购七十万吨原糖。一旦消息外泄，国际糖价必然飙升，外汇储备将被迅速吞噬。华润五丰行想到了在伦敦期货市场呼风唤雨的“世界糖王”郭鹤年。
香港浅水湾的公寓里，双方只开了半小时的会，连备忘录都没写。郭鹤年说：“采购我来，市场我顶。”这句话后来被五丰行的人复述了无数次。他先在伦敦用82英镑一吨的价格抢下26万吨期货，做出糖价即将上扬的假象，同时派团队“声东击西”奔赴巴西、澳大利亚等地低调收现货。五月底，糖价涨到105英镑，他再把期货平仓，一进一出，国家不仅完成了采购，还赚到一大笔外汇差价。
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当时顶着压力为这套“资本主义玩法”开绿灯，陈云得知后批示：“不研究资本主义，就要吃亏。”批示传到香港，五丰行开了一夜的庆功酒，有人醉倒在中环人行天桥上，第二天还拎着公文包去谈新船期。
正因为那次合作，郭鹤年的信用在北京水涨船高。1983年，内地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在海淀落地时，他被允许直接与公社合资；两年后，国贸项目才会在无竞标附加条件的情况下落到嘉里手里。不得不说，这是市场经济雏形中的特殊通行证。
1988年深秋，国贸一期主体结构封顶。凌晨三点的工地，塔吊轰鸣仍未停歇，郭鹤年站在尚未封顶的钢梁上，拿望远镜看长安街的灯带。据同事回忆，他只轻轻嘀咕了一声：“这城市，骨架起来了。”
国贸一期竣工后，外资短暂观望。东欧剧变、亚太震荡，多数外商选择撤标观望。郭鹤年却决定继续启动二期、三期，并追加对北京亚运会的两百万美元捐款。“危机就是机会。”这是他在董事会上反复提到的理由。几年后，330米高的国贸大厦A座把北京的天际线直接改写。
邓小平与郭鹤年谈话时，先问到工地安全，随后是大厦出租率。两人碰杯的那瞬间，外界很难想象，这位新加坡籍华侨早已把投资版图一半以上押在了中国。会谈尾声，邓小平低声提醒：“统一与振兴，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。”郭鹤年点头，没有多话。
此后二十年，嘉里集团在内地布局粮油、地产、物流，投资总额超过两百亿美元。期间，“金龙鱼”食用油借助益海嘉里把市场份额做到了国内第一，但净利率始终被压在微薄区间。外界疑惑，他一次记者会上只淡淡一句：“主食不能暴利。”
2005年起，他通过中国青基会连续五年资助贫困学生；2008年汶川地震捐出1.3亿；2020年武汉疫情再送三千万，除此之外鲜少露面。朋友劝他多宣传品牌价值，他摆手：“我只是做生意的人。”
从马来西亚砂糖厂的小学徒，到在外资紧缩周期里独资建起国贸的企业家，郭鹤年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变革缠在了一起。如今北京的夜景中，国贸灯火依旧，朝九晚九的金融人穿梭其间，很少有人提起三十多年前那个在荒地里支起测量仪的老人。然而正是那一次大胆下注，让北京有了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名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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