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90年9月15日下午三点配资世界门户官网,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外的梧桐叶刚转黄。大厅里,邓小平握住郭鹤年的手,说出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:“你我都是引路人。”对外开放十多年,被他亲自接见的香港商人屈指可数,这一幕因此显得格外醒目。

邓小平此举并非临时起意。几天前,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一期工程刚刚通过验收,朝阳区的荒地变成了61万平方米的巨型综合体,一眼望不到头的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冷光,而最初那个5亿美元的投资决定,仅出自郭鹤年办公室一张寥寥数字的便笺。
时针拨回到1985年春。香港嘉里集团副董事林凯带着一份传真冲进郭鹤年铜锣湾的住所,那上面是外经贸部紧急发出的招商意向书——北京建国门外的地标项目遇到资金停摆,美、日两家财团提出过高附加条件。林凯气喘吁吁地说:“这窗口,如果让外人来做,面子上真不好看。”郭鹤年沉默几秒,随后站起身,只回了三个字:“咱们接。”
彼时的建国门外,东三环还是不规则的土路。周围是菜地、砖窑,露天烧窑的烟尘被风一吹,满天灰白。很多香港同行觉得他疯了:投资回报率难测,政策环境亦未明朗。郭鹤年却认定,“世界级城市终究要有世界级中枢”,哪怕前期只能靠酒店和写字楼勉强维持现金流。随后,他把在盘谷银行存放的一亿多美元立即抽出,又向新加坡星展、香港汇丰连环授信,凑齐第一期建设所需的5亿美元,连他在泰国准备收购的棕榈园也被迫中止。

郭鹤年的底气并非凭空而来。十二年前的一场“糖战”让他与中国官方建立了罕见的信任。1973年4月,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突然发现:国内库存告急,必须在三个月内采购七十万吨原糖。一旦消息外泄,国际糖价必然飙升,外汇储备将被迅速吞噬。华润五丰行想到了在伦敦期货市场呼风唤雨的“世界糖王”郭鹤年。
香港浅水湾的公寓里,双方只开了半小时的会,连备忘录都没写。郭鹤年说:“采购我来,市场我顶。”这句话后来被五丰行的人复述了无数次。他先在伦敦用82英镑一吨的价格抢下26万吨期货,做出糖价即将上扬的假象,同时派团队“声东击西”奔赴巴西、澳大利亚等地低调收现货。五月底,糖价涨到105英镑,他再把期货平仓,一进一出,国家不仅完成了采购,还赚到一大笔外汇差价。

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当时顶着压力为这套“资本主义玩法”开绿灯,陈云得知后批示:“不研究资本主义,就要吃亏。”批示传到香港,五丰行开了一夜的庆功酒,有人醉倒在中环人行天桥上,第二天还拎着公文包去谈新船期。
正因为那次合作,郭鹤年的信用在北京水涨船高。1983年,内地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在海淀落地时,他被允许直接与公社合资;两年后,国贸项目才会在无竞标附加条件的情况下落到嘉里手里。不得不说,这是市场经济雏形中的特殊通行证。

1988年深秋,国贸一期主体结构封顶。凌晨三点的工地,塔吊轰鸣仍未停歇,郭鹤年站在尚未封顶的钢梁上,拿望远镜看长安街的灯带。据同事回忆,他只轻轻嘀咕了一声:“这城市,骨架起来了。”
国贸一期竣工后,外资短暂观望。东欧剧变、亚太震荡,多数外商选择撤标观望。郭鹤年却决定继续启动二期、三期,并追加对北京亚运会的两百万美元捐款。“危机就是机会。”这是他在董事会上反复提到的理由。几年后,330米高的国贸大厦A座把北京的天际线直接改写。

邓小平与郭鹤年谈话时,先问到工地安全,随后是大厦出租率。两人碰杯的那瞬间,外界很难想象,这位新加坡籍华侨早已把投资版图一半以上押在了中国。会谈尾声,邓小平低声提醒:“统一与振兴,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。”郭鹤年点头,没有多话。
此后二十年,嘉里集团在内地布局粮油、地产、物流,投资总额超过两百亿美元。期间,“金龙鱼”食用油借助益海嘉里把市场份额做到了国内第一,但净利率始终被压在微薄区间。外界疑惑,他一次记者会上只淡淡一句:“主食不能暴利。”
2005年起,他通过中国青基会连续五年资助贫困学生;2008年汶川地震捐出1.3亿;2020年武汉疫情再送三千万,除此之外鲜少露面。朋友劝他多宣传品牌价值,他摆手:“我只是做生意的人。”

从马来西亚砂糖厂的小学徒,到在外资紧缩周期里独资建起国贸的企业家,郭鹤年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变革缠在了一起。如今北京的夜景中,国贸灯火依旧,朝九晚九的金融人穿梭其间,很少有人提起三十多年前那个在荒地里支起测量仪的老人。然而正是那一次大胆下注,让北京有了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名片。
2
涌融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